社會工作是政治嗎？從新自由主義談社工去政治化的真正原因

（節錄自Thraeds的兩篇貼文）

近期我閱讀了《社區發展季刊》2024年6月號，其中一篇由許雅惠、張英陣撰寫的〈去政治化的社會工作—新自由主義的影響〉特別引起我的關注。

之所以對這篇文章產生興趣，源於先前在Threads平台上曾出現關於「社工是否應保持中立、不應介入政治」的討論。許多並未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的民眾紛紛提出個人看法，卻未必理解社會工作與政治之間的關係。這樣的現象也促使我反思：為何在社會工作專業中，「社工即為政治」？一般大眾所理解的政治，與社會科學領域中所指涉的政治內涵是否相同？此外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脈絡下，社會工作的教育、實務與專業發展又受到哪些影響？

因此，本文透過相關理論與研究文獻，進一步探討社會工作與政治之間的關聯，並反思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工作實務與專業養成的衝擊與意義。

（一）社會工作與政治

在日常生活中，一提到「政治」，多數人腦中浮現的，往往是政黨對立、選舉、立法院的攻防戰，或是電視上熟悉的政論節目畫面。政治，好像就是藍綠、就是選票、就是誰當選、誰下台。

但如果把視角拉回社會科學，其實「政治」所指涉的，遠遠不只如此。它更核心地在回答一個問題：一個社會是如何被治理的？權力如何被行使？資源與權利又是如何被分配的？

1.從社會科學看「政治」：不只是選舉與政黨

「政治」（politics）一詞，源自希臘語 politeia，與 polis（城邦）密不可分。它最初的意思，正是「治理城市」與「處理公共事務」(Anzalia et al., 2023)。古典政治哲學中，亞里斯多德將政治理解為：公民為了實現共同善（common good），所進行的一切集體行動。這些行動包含公共權力如何形成、集體決策如何進行，以及人們要如何安排彼此共同生活的規則 (Anzalia et al., 2023; Huot et al., 2025)。

進入現代社會後，政治的概念逐漸從「公共事務的管理」，轉向對權力如何運作的關注。許多當代政治理論指出，政治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涉及政府，而在於：誰有權決定規則？誰能影響決策？這種影響是否被視為正當？ (Avelino, 2021; Tambunan, 2021)。

因此，在社會科學的語境中，政治可以被理解為：

• 一切影響社會中權力、資源與權利如何被分配的行動與過程 (Prozorov, 2018)
• 在不同群體價值與利益衝突之間，透過協商、妥協或對抗，決定「誰得到什麼、為何得到、如何得到」的過程 (Huber, 2019; Avelino, 2021)
• 任何試圖改變，使某些群體長期處於從屬或不利位置之社會關係的行動 (Bečević & Herz, 2023)

換句話說，只要牽涉到社會規則的制定、資源的配置、權力的正當性，以及人們為何服從某些制度安排，那就已經進入政治的範疇，而不必然需要政黨、選舉或國會作為前提。

2.社會工作是什麼？一個本質上指向結構的專業

若從國際文獻的共識來看，社會工作從來不只是幫助個案或提供服務的專業。它的核心使命，始終指向社會改變與社會正義。社會工作致力於促進社會改變與發展、增進社會凝聚力、賦權並促進解放，其根本價值包含社會正義、人權、集體責任，以及對多元的尊重 (Devlieghere & Roose, 2022; Have & Neves, 2021; Ornellas et al., 2018)。

社會工作的目標，是增進人類整體福祉、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，並特別關注弱勢、受壓迫與貧困族群的處境 (Levy, 1985; Haynes, 1998; Jackson, 2020; Murthy.S & R, 2025)。在理論上，社會工作採取「人在環境中的觀點」，強調個人的困境並非孤立存在，而是深深鑲嵌在家庭、社區、制度與整體社會結構之中。

這也意味著，社工在專業實踐中，無法只停留在處理個人的問題，而必須反覆回到一個更根本的提問：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體制和制度，讓某些人持續處於不利的位置？

3.為什麼說：社會工作本質上就是政治？

如果將前述對「政治」與「社會工作」的理解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，兩者的高度重疊並非巧合，而是結構性的結果。

首先，從專業價值來看，社會工作所追求的社會正義、人權、平等與弱勢者福祉，本身就具有明確的政治性 (Pritzker & Lane, 2017)。貧窮、住房不足、教育不平等、醫療可近性或性別不平權，從來不是單一個案能解決的問題，而是與制度設計、資源分配與權力關係緊密相關的結構性議題。

正因如此，有學者直言：若沒有政治行動，社會正義不可能真正被推進。如果社工認真看待自身專業的核心價值，就無法否認自己早已身處政治場域之中。

其次，從政策與制度層面來看， 社工的日常實務，幾乎完全浸泡在政治所形塑的制度之中。誰能申請福利？補助標準如何訂定？社福預算優先分配給哪些族群？兒少保護或家暴處遇的法定流程又是如何形成？ 這些看似行政或專業的問題，本質上全都是政治決策的結果。

社工作為政策的第一線實施者，往往也是最清楚制度漏洞與不公後果的人，因此自然成為政策實務與倡議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(Weiss-Gal, 2017; Jaswal & Kshetrimayum, 2021; Hawkins, 2023)。不少研究甚至指出，二十一世紀的社工角色，必須從狹義的社會福利政策，擴展至更廣泛的社會、經濟與環境政策，在微觀實務與宏觀結構之間搭起橋梁 (Lombard & Viviers, 2021; Jaswal & Kshetrimayum, 2021)。

4.那為什麼仍然有人說「社工不是政治」？

儘管理論上社會工作與政治高度交織，實務與教育現場卻長期存在一種「去政治化」的傾向。相關研究指出，這種抗拒主要來自幾個層面。

首先，許多社工擔心一旦談論政治，容易被貼上「偏向特定黨派」或「介入政治」的標籤，進而影響專業中立性與公共信任。其次，在公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工作的社工，常受到法律、行政規範或資助來源的限制，對於公開政治行動抱持高度顧慮。

此外，社工教育長期偏重個案工作與直接服務，對政策分析、政治倡議與制度變革的訓練相對不足，使得社工即便意識到結構問題，也缺乏相應的行動語言與工具。

更深層的原因，則在於許多人仍將「政治」狹義地理解為政黨與選舉，而忽略了日常制度、政策與資源運作，本身就已經是政治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並不是社工真的遠離政治，而是政治早已深深滲入專業實務之中，卻長期未被清楚命名。

（二）新自由主義是什麼？

在當今社會中，「成功全靠個人努力」似乎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常識，但這背後其實深受新自由主義（Neoliberalism） 這股意識形態的影響。

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建立在 「經濟人」（Homo Economicus）的理論假設之上，認為人類是理性的主體，能夠為自己的生活條件與福祉精打細算。在這種思維下，社會被視為一個已經存在的巨大市場，競爭被視為唯一的進步動力。 以現今的高等教育為例，大學逐漸失去了培養「有智慧公民」的使命，反而像是一座「購物中心」或「技藝訓練」。學生付學費被視為一種自我投資，目的是為了購買未來在職場上的就業能力。這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將教育商品化與私有化的特徵，將知識轉化為資本市場中的技術工具。

核心特徵：小政府、大市場與個人責任

新自由主義在 1970 年代後隨着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的執政而興起，其特徵主要包含以下幾點：

1. 私有化與去管制化： 主張政府應減少干預，將國營事業民營化，並撤銷對金融與商業行為的管制。強調財政紀律、稅制改革及貿易自由化。
2. 責任化（Responsibilisation）： 這是最具生活感的一環。原本由國家或集體承擔的風險，現在被轉嫁到個人身上。
3. 管理主義與 KPI： 社會運作開始追求 3E（經濟、成效、效率），過度依賴KPI來衡量一切價值。

舉例來說：當政府推動「自力更生」的福利政策時，這就是「責任化」的體現。如果你生活困頓，新自由主義傾向於認為是你個人的「競爭力不足」或「不夠努力」，而非社會結構出了問題。

（三）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影響？

1.從「社會救助」到「個人責任」的轉向

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，社會問題的成因被重新定義為個人的失敗，而非體制的缺失。這導致了所謂的 「責任化」（Responsibilisation），也就是說過去由國家承擔的社會風險，現在被轉嫁到個人身上，要求公民必須自主選擇並極大化自己的福祉。

以文獻中說明復原力的例子來看，一位面臨貧窮的單親媽媽為例，傳統社工可能會探討托育政策或就業歧視等結構問題，但在新自由主義下，重點會轉向提升她的 「復原力」，要求她具備從逆境中「跳回」的能力。

2.福利服務的「市場化」與「民營化」

深信市場競爭的效率，政府不再直接提供服務，而是扮演「掌舵者」，將服務執行委外給民間組織進行「搖槳」。

福利服務變成了一場競標遊戲。政府透過購買服務契約外包業務，導致有利可圖的方案（如部分長照業務）出現「托拉斯化（=大型組織憑藉資源與規模優勢壟斷市場，導致小型組織因無力參與競爭而遭邊緣化，進而形成產業壟斷的現象）」現象，會使弱勢者的服務可能隨時中斷。

3.「麥當勞化」與 KPI 的數據壓迫

新自由主義極度重視「3E」：經濟（Economy）、成效（Effectiveness）與效率（Efficiency），導致社會工作出現了「麥當勞化」的特徵。

社工員的績效被簡化為KPI。一名社工可能因為只服務了 30 幾位案主而被質疑不符效益，被迫花費大量時間在填報表、勾選量表以證明服務人次與時數。然而，社會工作的基石本是「關係」，但為了達成數據目標，社工處遇變得「任務取向」，導致面對電腦的時間遠多於個案會談的時間，服務過程變得片斷化，喪失了人文關懷的靈魂。

（四）新自由主義下對社會工作「教育」的影響

高等教育被視為一種經濟投資，而非民主社會培養積極公民的場域。大學校園日益趨向購物中心化 ，學生被視為付錢買學位的「顧客」，課程則朝向討好市場需求與學生喜好發展。教師不再是引領批判思考的知識分子，而成為追求計畫經費與執行 KPI的「學術人」。

1.博雅精神與批判思考的喪失

社工教育的目標從培養具備智慧的公民轉向訓練具備就業能力的「員工」，使得「就業能力」成為評鑑教育品質的核心指標。這導致強調人文素養、社會結構分析與批判思考的博雅教育被邊緣化，因為這些內容被認為對畢業後立即就業「無明顯助益」。

2.課程規劃的「微觀化」與「去政治化」

受新自由主義強調「個人責任」的影響，社工教育逐漸產生「再個人化」與「去政治化」的傾向。例如：課程資源大量向諮商、輔導（如沙遊、桌遊、藝術輔療等）傾斜，因為這類課程不僅受到學生歡迎，也符合實務界偏向個人治療的趨勢。

然而相對而言，宏觀的社會政策、社區組織、社會倡議與政治社會工作等課程遭到邊緣化，甚至縮減為僅剩必修學分（社會政策與立法、），缺乏深入的選修支持。學生可能因此缺乏動員社會與改變不公平環境結構的知能。

3.學術階層化與「學術工廠」的形成

大學管理採用新管理主義（New Managerialism），以產學合作金額、論文發表數量、招生績效等數字指標來評鑑教師。這種「市場專政塑造了自我中心、缺乏關懷的組織文化。例如：社工系老師可能被迫投入大量時間爭取計畫經費與招生，而非精進教學或引導學生反思社會問題。在這種缺乏關懷的環境中，難以培養出真正具備關懷特質的社工專業人才。

4.所以，我們正在培育什麼樣的社工？

• 社工教育是「教育」還是「技術訓練」？ 如果大學社工系淪為資本主義市場的「職業訓練所」，我們是否還能期待畢業生具備挑戰不公義結構的勇氣與知能？或是完全改變不公不義傷害人民的臺灣社會或是華人文化體制，還是我們只是在大量生產能夠順從體制、填寫表單、達成 KPI 的「系統操作員」？
• 我們是否繼承了社工先驅的政治靈魂？ 社工先驅如珍．亞當斯（Jane Addams）與艾德禮（Clement Attlee）皆積極參與政治改革與政策制定。當前社工教育中「去政治化」的傾向，是否讓我們遺忘了「社會工作即政治」的傳統，進而讓社工專業淪為維護統治利益？

（五）總結：當「去政治化」成為一種常態

回顧前文可以發現，社會工作與政治的關係，並非後來被「外加」進來的元素，而是自專業誕生之初便深植其中的核心精神。當社會工作致力於社會正義、人權、弱勢賦權與結構性不平等的改善，它就無可避免地介入了權力、資源與制度分配的問題，而這正是政治的本質。

然而，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脈絡下，社會工作逐漸被重新定義。社會問題被再個人化，制度責任被轉嫁為個人責任；福利服務被市場化、管理化，專業價值則被壓縮進KPI、績效指標與契約條款之中。在這樣的結構裡，「去政治化」不再只是選擇，而逐漸成為一種看似理所當然的專業常態。

於是，社工被期待保持「中立」、避免「涉入政治」，卻同時每日在政治所形塑的制度中工作，處理政治決策所帶來的後果。這種矛盾，使得社會工作一方面仍承擔著修補社會傷口的角色，另一方面卻可能在無意間，協助體制持續運作，而非真正挑戰造成不公的結構。

如果社會工作只被允許停留在微觀處遇與個人改變，而被剝奪對制度、政策與權力結構的提問能力，那麼專業是否仍忠於其初衷？這正是「去政治化」最深層、也最值得警惕的後果。

（六）提問與思考：我們正在走向哪一種社會工作？

或許，比起急著給出答案，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出問題。

• 當我們說「社工應保持中立」時，究竟是在捍衛專業倫理，還是在迴避結構性不正義？
• 如果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是社會正義，那麼完全去政治化的社會工作，是否仍然可能存在？
• 在新自由主義強調效率、績效與個人責任的環境中，社工還能如何保留對結構問題的敏感度與行動空間？
• 當社工教育日益偏向技術訓練與個案處遇，我們是否正在培養「能順利運作體制的人」，而非「能質疑體制的人」？

也許，真正需要被重新思考的，不只是「社工能不能談政治」，而是：如果社會工作不再談政治，我們究竟還剩下什麼？

（七）參考文獻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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